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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方娱乐天上人间」导演宁浩:像兴趣活动小组一样探讨电影,这很好玩

online_member 发表于 2020-01-11 14:24:27 | 阅读: 3217

「大东方娱乐天上人间」导演宁浩:像兴趣活动小组一样探讨电影,这很好玩

大东方娱乐天上人间,尽管近日梅雨连绵,但丝毫没有影响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人和影迷热情参与第2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作为电影节的老朋友,宁浩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奔赴这场光影之约。

2005年,当时的电影新人宁浩以《绿草地》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而这一次,他以亚新奖评委会主席的身份回到了这个舞台。

对宁浩来说,这既是一次回归,也是一次回馈。

【因为志趣相投所以聚在一起探讨,这很好玩】

每年6月,宁浩的行程中总有上海这一站。

去年,他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国际短片单元评委会主席,并在亚洲新人奖颁奖礼上作为嘉宾颁发了最佳影片奖。今年,他出任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携4位评审团成员一道挖掘新一代亚洲新人新作。

频频来上海“过节”的背后,是宁浩对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特殊感情。2005年,亚洲新人奖设立的第二年,尚是电影新人的宁浩就凭借《绿草地》获得了最受欢迎影片奖,从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鼓励。”宁浩说:“感谢电影节对于年轻影人不遗余力的孵化和扶持。”

上观新闻:从当年的新人导演到颁奖嘉宾,再到今年的评委会主席,您在亚新奖舞台上的“出镜率”很高。角色变化了,心情是否也有不同?

宁浩:当时,我作为一个新导演、一个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工作成果被给予了这样的肯定,得到了很大的鼓励。从那时起,我跟上海国际电影节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情感联系,几乎每年都来,每次都是很好的交流和学习。

我很高兴这次能够参与亚新奖的评审工作,这个奖项对整个电影行业都是有建设性意义的。在我看来,上海国际电影节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电影交流盛会,更承担着发掘亚洲电影的新生力量、为业界输送更多新鲜面孔的重要职能。对年轻电影人来说,亚新奖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鼓励着他们继续往前走。

上观新闻:这次您出任亚新奖评委会主席,其实并不出人意料———近几年,您的名字总是和新人新作一起出现,尤其是您2016年发起“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从导演转向监制,签约了14位青年导演,推出《绣春刀ii修罗战场》《我不是药神》等作品。当时,这个电影计划是怎么酝酿的?

宁浩:谈不上酝酿,这其实是我长期以来的想法。

2014年拍完《心花路放》之后,我就在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当时我感觉到中国电影市场正在快速发展,而对这个行业来说,要成长、要繁荣,最重要的还是有更多、更专业、更职业的创作者加入行列。

我也没多想,我就感觉一个新人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有行业经验、市场经验的人帮着一起走过中间的过渡阶段,避免出现特别大的损耗或方向性错误。就好比大学生一毕业就到社会上工作,其实是不熟悉情况的,读书时储备的知识不足以让他们马上适应这个行业。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人帮着带一带,就很容易走弯路,甚至撞得头破血流。

上观新闻:“坏猴子”为年轻导演提供的支持力度之大,让人惊讶。从前期的资金、剧本,到中期的制片、演员、特效,再到后期的宣发支持,这些都是入行不久的年轻导演无法轻易获得的业内成熟资源。

宁浩:因为我认为有必要重视年轻导演的这个中间过渡环节,给予新人各方面支持,配合他们成长。这样一来,年轻导演节约了时间成本,获得了快速成长,也有利于整个行业的繁荣发展。

我本身就是拍电影的人,身在这个行业,一切都是行业赋予的,所以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行业做一些事情。

宁浩和“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签约导演

上观新闻:做导演是“单干”,做监制是和年轻导演“组团”,是否“人多力量大”?

宁浩:我原先的工作方式可能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现在大家一起做也蛮好的,不那么孤单了。就像兴趣活动小组一样,大家都喜欢电影,因为志趣相投所以聚在一起探讨,这很好玩。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一个剧本写两年太正常了,电影都是这么干出来的】

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工作室,人们一进门就能看见标志性的“坏猴子”雕像立在那里,威风凛凛,格外抓人眼球。

为什么把公司命名为“坏猴子”?宁浩通常的解释是:“好”代表着听话,“坏”代表着不太听话;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坏”意味着不因循守旧,意味着一种创新。

在宁浩看来,电影创作的基础便是创新,需要对前人留下来的传统有所质疑,有一股“狠干”精神。自己的创作如此,年轻导演的创作亦是如此。

“在与年轻导演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绝不会规定一部作品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要帮助这部作品长成自己独特的样子。”宁浩说。

上观新闻:为什么如此强调创新?

宁浩:打个比方:创作一部电影就像是在一片原始森林里摸索,如果循着别人走过的路继续走,那永远就是在这条道上。开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有新的发现。

当然,这个探索的过程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没有人能证明这件事究竟是对是错。但既然要创作,就只管专注于自己的想法,往前走。

上观新闻:您不仅强调自己的导演作品要创新,对于身边的年轻导演也特别强调这一点。

宁浩:对。

创作者要有个人的风格和审美,有独特的创造力去展现自己的艺术性。如果说文化性代表了族群的独特,是一群人的特征,那么艺术性就是我们每个个体的特征,展现了个体和他人不一样的地方。有的镜头一出来,人们就知道是哪个导演拍的;有的绘画笔触一呈现,人们就知道是哪个画家画的。

可能有人会说,过于突出的个人特征某种意义上是对观众的拒绝。但我觉得,有特点的东西有时一开始会引起一些不理解甚至排斥,这是正常的,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本真。做人最基本的原则是真实,对作品的基本要求也是真实。

上观新闻:《我不是药神》的导演文牧野曾说,您像是一面“镜子”,让他“看清自己”。很多媒体都说您致力于“扶持新人”,在与年轻导演一起做电影的时候,您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宁浩:谈不上扶持,谁扶持谁呢?更像是交朋友吧。对于新人导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成熟起来。而一个人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今天撒下种子,不必急着收。

创作者,尤其是新人,一开始总是模糊的,会凭感觉去说自己热爱什么样的东西;但究竟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和作品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可能回答不上来。但这些问题其实都要想清楚。我的工作就是和他们交流,有的放矢地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帮助他们捋清这些事。

宁浩在现场导戏

上观新闻:“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签约了14位导演,您就这样和他们一个个聊?

宁浩:就是和他们约会呗。有时候是正儿八经地开会,有时候是碰在一起聊聊最近的想法。我们在北京有个创作小基地,大家写剧本的时候都会在那儿待着。这一阶段就有两个导演和我一起住在那里,大家各自写各自的东西,有时候一起看片子、聊一聊,有时候两三天也不聊,各想各的,吃完饭出去遛遛弯儿。总的来说比较散漫,就像我刚才说的,像个兴趣活动小组。

上观新闻:不担心写剧本时间太长?

宁浩:剧本创作是个漫长的打磨过程,一个剧本写两年,太正常了,电影都是这么干出来的。

上观新闻:也不考虑电影最后的票房?

宁浩:最终的票房多少不是我们能决定或者设计出来的。作为导演,当然希望有更多观众去看自己的电影,但我觉得千万不能忘记电影到底是什么。我们这批从事电影的人,还是从文化层面去探知世界、进行创作的。这也许是某种固执吧。

【拍电影这件事和成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到底有多爱电影】

电影在什么时候上映,是在国庆档还是春节档?同期有哪些强劲对手?会不会遭遇“好莱坞大片”……

对于这些问题,宁浩向来是不太敏感的。在他看来,绷着脸叫大家伙儿都来电影院支持国产电影是件挺不好意思的事:“道德绑架观众,挺没劲的。”

好莱坞也好,大片也罢,不管有没有和自己的电影“碰撞”,它们就在那里。宁浩始终相信:“有些作品只有中国的创作者能写出来,只有中国的导演能拍出来。国货当自强!”

上观新闻:从《疯狂的石头》到《疯狂的赛车》再到《疯狂的外星人》,您的作品始终关注当代中国,具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

宁浩: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活法,比如喝茶、吃中药。这些传统和习俗是我们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够“一言以蔽之”。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某些方面相对落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开始怀疑传统文化。

我觉得,在今天,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为什么要文化自信?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活法,文化的存在支撑了我们绵延几千年的文明的存在。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信,那还能信什么?

说回到电影,如果我用好莱坞的叙事体系去拍《疯狂的外星人》,那就不对味儿了。好莱坞叙事体系源自于它的历史和文化。它有西部开发的历史,有航海精神,歌颂希望,追逐个性;而我们中国歌颂的是坚韧和百折不挠,就像主人公耿浩在片子里说的,“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可能有人会说我“土”,但我本来就是喝疙瘩汤长大的,为什么要拍洋气的玩意儿?

《疯狂的石头》

上观新闻:无论是《心花路放》《疯狂的外星人》,还是《我不是药神》,主人公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为什么对这样的人物情有独钟?

宁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人该如何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尤其是在遭遇挫败,比如情感和社会身份上的挫败之后,作为一个落伍的人,该怎么看待自己;如果落在后头,怎么寻找自己的价值?

《疯狂的外星人》里,我们谈到了阶层尊重的问题。耿浩和大飞看似是落寞的、落后的,他们的行为是令人发笑的,但就是这样的人,最后用白酒和副食品搞定了外星人。他们也有拯救世界的能力和魅力,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我不是药神》也是一样,主人公程勇在拯救别人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了自救。

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很多人都被所谓成功的焦虑压迫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者说要达到怎样的物质水准,而是大家时刻处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下,一路向前狂奔。一旦进入这种赛跑式的程式里,人性容易被异化,缺乏安全感,却怎么也停不下来。所以我的关注重点是,那些看似被时代抛弃的小人物怎样看待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体味真实的生活。

就我个人而言,拍电影这件事和成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到底有多爱电影。如果非常热爱,哪怕很艰难、没有希望也会去拍。我最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都不知道拍完会不会有人看,也不知道要到哪里放映,更没想过接下来要去哪里拍,只知道如果喜欢,那拍出来就完了。

《疯狂的外星人》主人公耿浩和大飞

上观新闻:最近,您作为七位导演之一,参与拍摄了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监制黄建新将电影的主题概括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操作这样的题材,您还是从小人物入手?

宁浩:对,每个导演一人拍15分钟,我还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讲述一段跨度为10年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温暖的视角。

影片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意味着我们讲的不是一个整体的故事,而是展现在巨大变革和时代洪流中个体与祖国的联系。我想,身为中国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与国家命运相连。

【电影市场的舞台搭好了,就看大家能唱出什么好戏来】

宁浩并非学院派出身。

事实上,在正式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干过五花八门的活儿:当过自行车装配工;干过舞台美术设计,搞过广告设计;混过乐队,办过培训班;当过摄影师,拍过广告片、mv、独立电影……

丰富的人生经历给宁浩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让他成为合作伙伴眼中“特别接地气”的人。

有年轻编剧说,自己之前是个挺“仙儿”的人,和宁浩一起工作之后,最大的收获就是勤奋和踏实的态度。

上观新闻:您怎么看待自己之前的工作经历?它对于您后来从事导演工作有什么帮助?

宁浩:我之前做的事比较多、比较杂。我认为那些工作都是一种训练。因为做了这些事,训练出了一些方法论;之后做另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方法论就用得上了。所以我觉得,多做点尝试挺好的,可以促进一个人的成长,帮助自己触类旁通,更好地学习如何生活、如何创作。

上观新闻:有人说您是“完美主义的处女座”,拍摄时对细节特别较真,一定要达到自己的标准。但电影上映之后,又对网友的评价和反馈不太放在心上。为什么?

宁浩:把自己能掌控的部分专注地做好,剩下那些不能掌控的就随它去。我觉得观众在我的电影里看到哪一层就哪一层,如果只能体验到娱乐也没关系,寓教于乐,总好过光是说教。

评论是一个很科学的东西,比如绘画评论和音乐评论,它有专业性,有很高的门槛,是需要时间慢慢来建立一个理性的体系的。现在有关电影的各个角度、各种目的的言论太多了,有些时候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不必太关注这个问题。

上观新闻:过去这些年,中国电影行业发展迅猛。现在的导演,和您当年作为新人导演相比,面对着哪些不同?

宁浩:这十几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记得自己拍第一部电影《香火》的时候,整个剧组只有7个人,放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年《疯狂的石头》上映的时候,全国只有几千块银幕,现在已经突破了6万块,有十几倍的增长。那时,有观影习惯的人比较少,观影人群主要集中在文艺青年、知识分子的圈层;而现在,观影人群向所有层面辐射。很多人从不看电影到开始看电影,还有很多人把看电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随着电影市场的扩大,满足各类观众不同需求的影片也越来越多。

这就是中国电影赖以生存的土壤。有了这样肥沃的土壤,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投入电影创作当中。对如今的导演来说,电影市场的舞台搭好了,就看大家能唱出什么好戏来。

宁浩在现场与特效团队沟通

上观新闻:近年来,中国电影工业化的关注度很高。您也通过《疯狂的外星人》这样的电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有何感受?

宁浩:电影工业化是中国电影产业体系的宏观问题。我个人感触比较深的是,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电影工业流程,因为那套电影创作、管理方法是适用于西方文化系统的。对我们来说,需要找到既现代又符合中国人情感方式的电影工业流程,而这个摸索的过程需要时间。

近年来,我们也感受到了上海在打造成熟电影工业体系和推进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建设方面的努力。从历史上看,上海是中国电影的诞生地,也有尊重契约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对于电影从业者,这座城市也有很强的服务性,沟通非常顺畅。比如上海有专门的影视摄制服务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有问题找他们,一下子就全给解决了。

我相信,任何东西只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一定能做好。

【人物小传】宁浩 1977年9月生于山西太原,导演、编剧、监制。导演作品曾获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最受欢迎影片奖,入围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栏目主编:龚丹韵 文字编辑:吴越 图片编辑:邵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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